人物简介：赵宝昌，男，1940年1月生，辽宁省北镇县人。1958年入大连医学院医疗系本科学习，1963年毕业考入山东医学院生化研究生，1966年毕业后任教于大连医科大学。1978年和1996年国家公派先后赴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和美国佛蒙特大学生物化学专业进修。1981年回国后先后任本校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讲师、副教授、教授和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1987-2000年任大连医科大学副校长，先后主持教学、科学研究、外事、图书、设备等管理工作。2010年退休，现任大连医科大学老教授协会会长。
访谈时间：2022年10月13日
访谈地点：基础医学院218会议室
访谈人：郝 明 基础医学院党委副书记
刘 帅 基础医学院生物化学教研室教授、教研室副主任党支部书记
陈思怡 基础医学院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2020级博士研究生
访谈人：赵教授，您好！能够有机会采访到当年《生物化学》教科书的主编，感到非常的高兴和荣幸。也感谢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再次回到熟悉的校园，您的心情如何呢？
赵宝昌：心情非常的激动，看到了很多熟悉的面孔，且大多都是年轻人。能感觉到生化后继有人，年轻一代的生化老师和同学们在迅速成长，相信以后一定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访谈人：您是哪一年退休的？
赵宝昌：2010年1月份，刚好在70周岁的时候。
访谈人：您是什么时候来大医学习和工作的？
赵宝昌：我是1958年考入大连医学院，当时只有一个系，即五年制本科医疗系，就是现在的临床医学专业。1963年毕业考取山东医学院就读生化专业研究生，1966年毕业后回到大连医学院工作，从事生化教学科研工作43年，一直没有离开过。
访谈人：是什么样的契机和原因让您选择大医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这个专业，并成为终生事业的？
赵宝昌：选择这个专业起初是一个偶然。雷锋同志也是1940年出生。当时全国人民斗志昂扬建设社会主义，雷锋是我们那个时代的典型。我父亲是阜新煤矿工人，在一九四九年前我们生活很艰难，我在一九四九年后才有机会读书，所以我一直感恩党、感谢毛主席。我1958年上大学时选择学医，是以报效国家为出发点的。1960年，我刚刚步入大三，当时辽宁省新办了8所医学院，缺乏师资。辽宁省决定在大连医学院和沈阳医学院各办四个基础课专业班。学校从58级480名学生中抽调80人组成这四个专业班。党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这是党的信任和关怀，于是我积极响应号召，进入了生化专业班。两年后，1962年春天，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国家很困难，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学校招生也由480人减少到240人，四个专业班也随之解散。1962年4月我又回到了医疗原来的年级学习。在我毕业时，由于苏联撤走专家，给我国的经济建设造成很大困难，国家决定要培养无产阶级自己的接班人。1963年，我再一次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召唤，报考研究生。我考取了山东医学院生化专业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又回到了大医，工作在生化教研室，以后就一直从事这个专业。
访谈人：虽然您开始的选择是偶然的，但是能深刻感受到您对这个学科的热爱，也能感受到您爱党、爱国、爱校的情怀。
赵宝昌：是的，这点你说的对。我选择生化一方面是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另一方面也确实是对生化专业有了兴趣。
访谈人：我们了解到您多年从事生化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做出了非凡的成绩，多次获得省科技进步奖，荣获大连市优秀教育工作者和大连市优秀专家等荣誉称号，并享有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相信这其中一定有很多难忘的人和事儿，并且有苦有乐，能给我们讲讲吗？
赵宝昌：1960年我刚刚来到生化专业班，对生化这个专业还不是很了解，但是教我们的老师们都非常好。他们为了让我们掌握生化更深层次的知识，专门为我们突击自编教材。林钧材和李昌甫教授都是我们的老师，他们日以继夜地赶编教材，当时来不及编出装订成册的教科书，只好边上课边发油印的讲义，都是单页的。我记得第一章是“蛋白质的化学”，由林钧材教授编写。林钧材教授曾留学日本，他在讲义中把最新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以及相关文献都撰写出来了，在当时，从讲义的内容到形式结构对我们来说都很新鲜，引发我们对生化的强烈兴趣。
研究生毕业后我回到母校生化教研室工作，生化老师的那种无私奉献、严谨治学的精神一直感染着我。严谨是生化老师们的主要特点，也是大医的优良传统。举个例子，在大二时，我是班级学习委员，我们班有10余名工农调干学生，大多数是党员，他们多数参加过抗美援朝，比我们大7-8岁，对我们就像对自己的弟弟妹妹一样关心照顾，但是他们在基础理论学习方面困难比较大。我就组织学习好的同学一对一帮扶他们学习，但生化年终考试还是有几名同学不及格。作为学习委员，我想请老师通融通融，老师当时也很热情地接待我，只是鼓励我们继续努力，最后也没得到通融。我们在生化专业班时，更亲身体验到生化老师们都是非常的严格严谨。我们班年终生化理论考试达到90分的只有3个人。不仅是专业理论课，实验课也非常严格。在老师们的指导和熏陶下，我学会了一丝不苟。在生活上老师对我们也很关怀和体贴，作为班级干部，老师会经常问我同学们的情况。
工作后，作为老师，我是学校第一个用PPT教学的人，当时基础部只有一台开会用的投影仪，后来科研处申请到了一台。当时各教研室还没有台式计算机，教室也没有电化教学设备。我利用我从美国带回的一台笔记本电脑，开展了PPT教学。PPT我都是自己制做，因为每个人的讲课思路不同，自己做的讲起来效果更好。虽然当时有很多难度，设备有时不太好用，但是授课效果很好。还有上课使用很多挂图，挂图主要是学校教材科画的，但是也有很多是生化老师自己画的，这些挂图应该放到校史馆好好收藏。当时还有其他困难，比如没有仪器设备，价格也很昂贵。我便自己做电泳仪、层析柱。我们克服困难也要把教学和科研搞好。敬业不只是业务，德和才两方面都包括在内。著名医学家裘法祖教授被誉为“中国外科之父”，他曾说过：“才不近仙者不可为医，德不近佛者不可为医”。我们作为一名搞教学和科研的老师，要做到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我认为，德不配位不可为师，才不精炼不可为师，没有仁爱之心不可为师。
访谈人：您在大医学习、工作的这些年不仅取得了很多成就，也见证了大医的发展历史，见证了学校南迁遵义、在大连原址复办的坎坷经历，经历了大医的发展和壮大，学校有今天的成就，是什么样的精神力量鼓舞像您一样的大医人不断克服困难、勇往直前的？有什么难忘的故事吗？给我们讲讲吧。
赵宝昌：1958年来大医时，学校已经成立了11年，只有2个教学楼，生化在第一教学楼一楼东边。学生宿舍有3个，虽然听起来很简陋，但是我那时从高中毕业来到大学看到校园感觉非常好。我是自己提着行李坐火车来到大连的。到了火车站，看到了学校迎新生的横幅、坐上了校车。来到学校我第一个感觉是：空气非常清新。当时是一位女同学接待我，带我办手续买饭票。开始我以为她是老师呢，她告诉我咱们是同学，原来她是我班的党小组组长，我深深地感觉到同学们之间氛围非常好，政治上互相关心，生活上相互关爱。大家都非常自觉地学习政治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自觉地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觉悟。在大二时我已经通读过毛泽东选集1-3卷，这并不是老师布置和号召的，是我们大家自己闲暇时间去阅读和学习的，而且同学之间还会互相交流和讨论。不仅如此，有好的小说，比如《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也互相传着看，气氛非常好。
咱们学校经历三次建校，两次伤筋动骨。第一次建校是1947年，那时东北全境还没解放，当时为了支援解放战争成立了大连医学院（关东医学院），第一任院长是王布君。当时条件很艰苦，校舍也很少，老师和学生们要自己开荒种地。解放战争中学校组成了医疗队去支援辽沈战役，这为我们大医带来了红色基因。1949年，沈其震任院长，他多次向党中央建议在大连成立综合性大学。后来，由周恩来总理亲自部署，经中央批准，于同年4月15日成立大连大学，大连医学院就成为了大连大学医学院。当时的旅大日报发表社论称本月旅大市有两件大事，4月1日中国共产党公开，4月15日大连大学成立，并提到大连大学是人民的大学。这就是我们大医的红色血脉，大医是为人民服务的大学，为建设新中国服务的大学。沈其震院长为大医的发展做了巨大贡献，后来去北京组建了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校有这么多久经考验、又红又专的好领导，不断传承和发扬大医的红色基因。1969年第二次建校，南迁遵义，组成遵义医学院。遵义市当时没有大学，而且由于战备的原因，盖的校舍很简陋。我们去时第一个面临的困难就是水土不服，市内自来水供应不上，挖井到70米深水还是很浑浊，后来从农村引水才得以解决。当时校内流行肝脾肿大，“神经根炎”等疾病，严重地影响教职员工的健康，大家的情绪一度也不稳定，但是各方面工作还是顺利的开展了。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贵州有6项医学类奖，其中5个半是我们的。可见，即使在那种困难的情况下，大家的工作还是不打折扣的，而且当时也不讲报酬和金钱，生活虽不宽裕，但是大家都不在意，只是想把工作做好。1978年第三次复建，重新组建学校面临很多困难，并不是所有人都从遵义回到大连，从遵义北调的教职员工只有718人，其中还有89位精干的老师被调到沈阳，充实辽宁省人民医院。而且仪器和设备都无法带回。所以我们刚回来时，学校在长春路附属医院的仓库临时改建成教研室和实验室。1978年12月，中央批准大医复校，学校马上开始招生，100多名学生来到了学校，这些同学们很自觉，在食堂排队时都拿着书本学习。毕业前全国统考，44所高等医学院校中大医排在第11名，比平均分高出2分，被卫生部列为第一档次。
访谈人：您作为这段光辉历程的见者证和创造者，您觉得什么是必须传承的大医精神？
赵宝昌：我理解的大医精神，一是不忘初心，坚守信念，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
二是忍辱负重，鞠躬尽瘁，永不言弃的敬业精神。53级有一位从香港来大医求学的同学，叫潘恩良，他来到大陆求学是想一心报效祖国。在毕业前夕，他却被戴上“右派”帽子，内定为“特嫌”，分配到台安县医院。当时偏僻的台安县城，电灯不明，电话不通，给的工资也特别低，只有27元，只有我们的一半。可他去县医院后勤勤恳恳地工作，本来县医院只能做小手术，在他的努力下可以完成复杂的手术。在三年困难时期，他虽然双腿浮肿，还总是骑自行车去乡下出诊，做手术，经常晕倒在半路上。他曾说过：“母亲对儿子的误会总有一天会消除”。他在1984年因为劳累过度而去世。1985年，国家卫生部命名潘恩良为“人民的好医生”，台安县医院更名为恩良医院。这位前辈学友深刻地诠释了大医的那种忍辱负重的敬业精神。
三是艰苦创业，奋发图强，团结协作的拼搏精神。
四是严谨求实，精益求精，博学笃行的治学精神。1961年秋天，我们生化专业班有一门放射物理课，有一次辅导答疑，我向老师请教了一个问题：原子中β+衰变的问题是什么意思？老师说他回去研究一下再回答我。半年以后，1962年5月我已回到了医疗系，这时我收到一封信，信纸是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信封是很粗糙的灰色纸糊的。原来是那位物理老师给我回信，回答了我提出的那个问题，正面，反面写满了字，解答得很清楚，老师严谨求实的态度令我感动，也给了我很大的鼓舞。
五是敢为人先，勇于创新，努力超越的开拓精神。1958年国家开展西医学习中医，我们学校首先开展了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的研究，首创了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的先河，到遵义后这项工作还在继续。现在我校的中西医结合临床设有博士点以及博士后流动站。
基础微生态学魏曦教授，从50年代开始就提出了抗生素引起菌群失调的概念，并提出人体正常菌群学说，康白教授率先研发了多种生态制剂，促进了微生物学科的发展。还有叶兴杰教授等众多优秀的教授学者前赴后继地不断开拓。正是有了他们，才铸就了大医不朽的灵魂，他们是“大医精诚”和“大医精神”的具体展现与崇高典范。
六是授之以学，教之以德，为人师表的育人精神。
总之，大医精神可汇成一句话，那就是“为人民的奉献精神”。
访谈人：您对我们这些年轻一代的大医人有什么样的嘱托和期盼呢？
赵宝昌：敬业，爱学校，爱专业，爱学生。
希望各位都能把专业作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要感兴趣，要钻研，要做好，要有创新。像马克思所说：“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要自觉工作，不要斤斤计较报酬。我们来到学校就把学校当成家，把教研室当成家。以前我们大家很团结，过年过节会互相走动拜年。特别是在贵州时，一个人生病，全教研室轮流去陪护。这个精神和传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发扬下去。
访谈人：从您的讲述中可以感受到您对大医的深厚情感，即使在您退休后也依然关心学校的发展，比如担任校老教授协会会长，去社区做科普讲座，参加关心下一代工作，为我们讲党课……在学校75周年华诞之际，您对学校未来发展有什么建议？
赵宝昌：希望学校能够早日实现“国内先进，国际知名”目标，不断前进，永远辉煌。
访谈人：赵教授我们的主题访谈即将结束，感谢您对访谈工作的大力支持，也很感谢您对我们青年学生发展提出的鼓励期望以及对学校的美好祝福。衷心祝愿您身体健康，生活幸福。
